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　潘功勝

自１９９４年以來，特別是２００５年７月以來，中國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持續推進，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理和調整方式越來越市場化，人民幣匯率彈性越來越強，金融機構和市場主體也越來越適應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和調整，各類避險工具也越來越多，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近期美國將中國列為所謂的“匯率操縱國”，不會改變中國的外匯管理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金融改革仍將持續深化，金融開放仍將持續擴大。我們仍將一如既往，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的發展之路。

一、美國認定我所謂的“匯率操縱”，是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背景下的政治操作，將成為國際金融史上典型的荒唐案例

美國財政部８月５日違背基本世界貿易和國際金融的常識和專業精神，以不干預匯率貶值為由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此舉罔顧美國保護主義下單邊關稅升級導致國際金融市場普遍調整的基本事實，也與美國５月發布的《美國主要貿易伙伴宏觀經濟和外匯政策報告》結論不一致，是美國挑起和升級中美經貿摩擦整體策略的一部分，充分體現了其政策評估的不透明性和任意性，國際市場上任何不受美國政府歡迎的價格調整都可能被隨意打上外國政府干預的政治標簽。前美國財政部長勞倫斯·薩默斯近日撰文指出，中國不符合“匯率操縱國”定義，美國財政部將中國列為“匯率操縱國”并要求ＩＭＦ干預的做法是不正確的，如此貼標簽顯然是“自毀門庭”，將會嚴重損害美國政府和財政部的公信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日發布中國年度第四條款磋商報告，延續２０１５年以來基本判斷，重申人民幣匯率水平與經濟基本面基本相符，這也充分證實美方相關指責毫無根據、站不住腳。

近期人民幣匯率短期調整，是金融市場對美方意外宣布超預期關稅措施的自發應激反應。２０１８年４月以來，美國挑起和不斷升級對華經貿摩擦已成為影響人民幣匯率短期走勢的首要因素。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起，在中美經貿談判取得進展的背景下，美方突然宣布對華５００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關稅，三天后又威脅向額外２０００億美元商品征稅，引發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大幅調整，當月境內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下跌了３．４％。同年１２月Ｇ２０兩國元首會晤、貿易摩擦形勢緩和，又驅動人民幣轉為升值。２０１９年５月美方再次超預期升級對華關稅措施，當月境內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下跌了２．４％。８月２日美國進一步威脅對剩余３０００億美元中國商品加征關稅，此后人民幣匯率出現急劇波動，８月５日開盤后離岸、在岸市場人民幣匯率先后　“破７”，８月２日、５日兩個交易日境內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下跌約１．９％。這一系列波動，都是人民幣在外部環境沖擊下正常的市場反應。

二、美國政治化的隨意任性的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政策，將會成為籠罩全球金融市場的濃厚陰云

２０１８年以來，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引發全球金融市場的劇烈動蕩，導致大類資產價格、股票市場和外匯市場大幅波動和快速傳染。２０１８年９月美國對華２０００億美元進口商品加征１０％關稅落地后，全球股市（ＭＳＣＩ全球指數）出現暴跌，最大跌幅達１８．０％。２０１９年５月和８月美國兩次升級對華關稅措施后，全球股市最大跌幅亦分別達６．３％和４．４％。黃金價格自２０１９年５月以來累計升值１７．０％，一度突破１５００美元／盎司，也顯示全球避險情緒急劇升溫。新興市場匯率自去年４月以來最大下跌１４．８％。事實證明，美方政策的單邊性、隨意性是引發全球金融市場高強度震蕩的重要根源。正如前美國財政部長薩默斯近日表示，“從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以來，目前經濟衰退的風險可能是最高的?！?/p>

美聯儲貨幣政策對國際金融市場穩定至關重要。美國政府持續施壓美聯儲，嚴重威脅美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專業性。特朗普一改美國歷屆總統不對貨幣政策公開置評的傳統，多次公開表達對美聯儲貨幣政策和強勢美元的不滿，公然威脅解雇現任主席鮑威爾，并試圖通過提名新的聯儲理事影響美聯儲決策。隨著２０２０年美國大選臨近，其就美聯儲和美元匯率發表公開評論的頻率不斷上升，自２０１８年６月至今公開批評美聯儲政策或置評美元匯率多達３０余次。尤其是８月初人民幣匯率“破７”后，在認定中國為匯率操縱國的同時，指責美聯儲無所作為，應盡快降息１００個基點，隱含之意直指美元匯率。四位美聯儲前主席近日發表聯合聲明指出：雖然政治領導人在大選前后呼吁央行寬松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從長遠來看，基于當前政治（而非經濟）需求的貨幣政策會導致更糟糕的經濟表現，也會削弱公眾對央行政策的信心，從而導致金融市場不穩定。聲明呼吁保持美聯儲獨立性，確保貨幣政策決策不受短期政治壓力影響。

三、我們將繼續在市場化改革中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外匯市場將在吸收短期沖擊后逐步回歸基本面

盡管人民幣匯率受到貿易摩擦的沖擊，盡管美國將我列為匯率操縱國，但是，我們全面深化改革、持續擴大開放的既定方針不會因此動搖。我們將繼續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堅持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完善匯率形成機制，維護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中國是負責任大國，我們在亞洲金融危機和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采取了負責任態度，為全球經濟在危機后逐步復蘇作出了重要貢獻。我們仍將堅定恪守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承諾，不會進行競爭性貶值，不會將匯率作為應對國際貿易爭端的工具。

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潛力為人民幣匯率穩定提供了堅實基礎，人民幣匯率盡管會受到貿易摩擦等外部沖擊，但我們判斷不會無序貶值，外匯市場在經歷短暫震蕩后終將回歸基本面。

第一，經濟運行平穩，預期更加穩定。中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趨勢沒有改變，未來經濟增速仍將持續高于全球大部分主要經濟體，人民幣仍是強勢貨幣。自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９年６月，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升值３８％，實際有效匯率升值４７％，是二十國集團（Ｇ２０）中升值最多的貨幣。近期中美經貿摩擦不確定性較大，但美國加征關稅對我沖擊的邊際效應遞減。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基本面良好，經濟運行延續了總體平穩、穩中有進的發展態勢，主要宏觀經濟指標保持在合理區間。經濟結構調整取得積極成效，增長韌性增強，宏觀杠桿率保持基本穩定。

第二，跨境資本流動基本穩定。隨著我國開放領域逐步拓寬，全面落實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國內營商環境進一步改善，外商直接投資仍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近年來我國持續推動金融市場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外國投資者配置更多人民幣資產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目前我國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規模已位于世界前列，但外資持有比重只有２％和３％左右，隨著中國債券市場和股票市場被更廣泛地納入國際主流指數，中國債券市場在全球負利率范圍擴展背景下保持較高的收益水平，外資投資空間較大。

第三，我國外債穩定性增強。近年來我國外債增幅相對于經濟總量并不高，２０１８年末我國外債負債率（外債余額／ＧＤＰ）、債務率（外債余額／年出口收匯）、償債率（外債本息償付／年出口收匯）分別是１４．４％、７４．１％、５．５％，遠低于國際警戒線。外債類型結構優化，以中長期資產配置為目的的央行類境外投資者持續增持境內債券，債務證券占外債余額比重由２０１４年末的８％持續上升至２０１８年末的２２％，這部分資金穩定性較強，匯率變化不容易引發大規模的外債“去杠桿”。

第四，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增強，外匯市場主體更加適應和理性。８．１１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彈性不斷提高，波動率已接近主要發達國家貨幣水平。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成為常態，貶值壓力得到及時釋放。當前個人購匯更加平穩，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更加理性有序，市場主體囤積外匯現象逐步消失，企業的匯率風險管理意識有所增強。

四、我們將保持外匯管理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不斷提高跨境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完善與更高水平開放相適應的跨境資本流動管理框架

外匯管理部門將繼續保持政策連續性、穩定性，服務國家全面開放新格局。我們將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把握長期大勢，尊重市場，辦好自己的事。我們將堅定信守改革承諾，保障企業和個人等市場主體正常的用匯需求，繼續為企業進出口、利潤分配、跨境雙向投資等生產經營活動提供支持，繼續滿足個人在出國旅游、留學等方面的實際需要，涉及人民群眾的經常項目支出不會受到影響。并且，我們將繼續大力提升跨境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進一步擴大貿易收支便利化、服務貿易稅務備案電子化、外債注銷登記下放銀行辦理等便利化改革試點，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我們將繼續深化外匯管理“放管服”改革，優化６月上線的外匯局“互聯網＋政務服務”網上辦理系統，進一步打造更加開放、公平、便利的營商環境。

我們堅信，未來的中國外匯管理工作將在更加開放的環境中適應開放，資本項目開放、金融市場雙向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將在更高的水平上協調推進，跨境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將有更大的提升。我們有信心、也有能力，有效防范外部環境沖擊風險，堅決維護外匯市場穩定，促進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平穩健康發展。